Ⅰ.
半夜时分, 在二零二三年的某一刻, 有个中介机构叫“天使摇篮”，它还在社交媒体上做直播。主播用甜美的声音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合法合规, 全程无忧”, 同时屏幕右下角闪过一条评论, 评论的内容是: “代孕是不是违法但没人管? ”主播没有回应, 只是露出微笑, 接着继续展示“成功案例”的照片, 那些照片里, 有白皙的婴儿包裹在粉色毛毯中, 看上去就好像是一桩没有什么问题毫无不妥的完美交易。
Ⅱ.
清晰的是法律的说辞,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有明确规定 , 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2021 年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七条也再次郑重声明 “严禁以任何种类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 可是 , 判决书还没冷却的时候 , 市场的齿轮已经快速转动起来了。
从北京前往深圳, 从成都去往杭州, 地下代孕机构似真菌那样生长。它们登记成为“健康咨询”公司, 租赁高档写字楼, 聘请年轻的卵子中介与“爱心妈妈”。一个“套餐”一般报价40万至80万元, 其中涵盖促排卵药物、胚胎移植、十个月的住宿及生活费, 还有一笔“风险补偿金”。这里“风险”这两个字, 所指向的就是子宫。
Ⅲ.
若将法律文本当作衡量尺度, 这些行为无疑已踩踏红线。然而, 监管空白面积远比想象中更为广阔。卫生部门负责管理医疗机构, 可中介机构常常披着“信息咨询”的外皮。公安部门管理“非法行医”, 但流程中露面的通常是个人, 并非组织。市场监管部门仅检查营业执照, 对服务内容不予过问。
于是, 一个制作精良的制度空白出现了。当某个地区捣毁一个据点, 同一批中介经过三天就会迁移到隔壁城市再次开张营业。客户们早就掌握了使用暗语沟通: “寻找阿姨”表示寻找代孕, “购买土鸡蛋”表示挑选卵子。
Ⅳ.
更让人心里发慌的是, 法律的那种无声无息被解读成了一种默认许可。有个在代孕行当里干了五年的中间人曾跟记者讲: “我们不怕被查, 因为压根就没人真正去查。要是代孕真的是违法的, 为啥过去十几年, 从来没见有人坐过牢呢? ”这番话语听起来很扎耳朵, 然而这却是一种不能避开的实际情况。
据数据呈现, 单在2022年, 于网络上被公开的代孕广告数量超过200万条, 在社交平台上与“代孕机构”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冲破32亿次。并且, 那些被植入胚胎的女性, 往往是源自偏远地区的年轻母亲, 其月收入未超过3000元。她们所签下的合同内, 醒目地写着“若发生严重并发症, 甲方（代孕机构）不担负法律责任”。
Ⅴ.
法律那看来好似悬于半空的刀锋, 然而却从来都未曾真正地落下去。没有人明白当它掉落下来时, 会切断的究竟是哪一个环节。是那些于手术台上被再三取卵的“爱心妈妈”? 是那些在出租屋内独自进行生产的“合同母亲”吗? 亦或是那些藏在屏幕后面、以微笑去包装罪恶的中介?
Ⅵ.
在2024年的时候, 全国人大代表又一次提出了当中包含《关于加强代孕监管的立法建议》的相关内容, 此建议迫切呼吁要具体明确出涉及代孕行为所需被追究的刑事法律责任。可是呢, 相关文件依旧处于流转的状态, 会议也还在持续召开着。就在这个期间, 一种全新的代孕“服务”正静悄悄地开始上线了, 也就是海外代孕的模式。像泰国、格鲁吉亚、肯尼亚等国家, 中介们把子宫的租赁市场转移到距离国境之外的各地。那些通过代孕被创造出来的生命, 有的时候甚至连护照都未曾拥有。
Ⅶ.
代孕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 答案明确是这样的——没错, 是违法的。代孕难道就不存在无人管理的状况吗, 答案实则更为复杂——存在有时会进行管理的情况, 也存在有时并不加以管理的情形, 而在大多数的时间里表现出一种佯装没看见的态势。法律具备倾听的耳朵, 然而却好似处于失聪的状态；法律拥有观察的眼睛, 可实际上却仿佛陷入失明的境地。可是那些被视作“生育工具”那样的女性, 依旧在持续等待着, 期待着这头宛如处于沉睡之中的庞大巨兽, 能够切实地苏醒过来。